主编推荐︱提升农业规模？中国内陆地区土地流转的动态

导读：

为了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中国政府放松了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管理，并向包括农业企业、大型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在内的大型经营者（也称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补贴和其它资金。这一过程将对中国农政变迁和农业的资本化带来什么影响，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与讨论。World Development最新一期发表的文章Scaling up agriculture? The dynamics of land transfer in inland China，聚焦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中国内陆山区的土地流转的动态，以加深对于这些地区土地流转的程度和性质的理解。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对中国四个省份农业变化的实地调研。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12月之间，课题组进行了预调研，随后在27个村庄收集了952份入户问卷，同时与小农户、农业雇工、中间商、大农场主、职业农民、农业企业经理、合作社发起人、加工厂负责人乡镇和县级官员等展开了半结构式访谈。调查的问题聚焦于2013年至2018年之间围绕着土地所有权、“三权分置”和土地互换的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2013年中央政府的政策，为小农户向农业企业流转土地提供了合法框架。

宏观统计数据和中央政府的政策话语，以及一些国际媒体，正描绘着一幅中国农村未来转型图景——通过一系列土地流转和农场的合并，中国农业将从“低效”的小农经济转向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导向的更加高效和现代化的规模经营。然而，我们的研究指出，在这四个内陆经济作物种植区，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流转的规模相对较小，并且就省级和次省级尺度而言，农户的参与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的分析是对预期的转型图景的细节刻画，揭示了转型过程的复杂性。

本文的研究结果还强调了地方的政治经济脉络和地理条件对于我们理解转向农业规模经营的阻碍和机遇的重要性。通过分析不同地区农政变迁和农业资本化的轨迹，我们识别了一系列影响土地流转的关键因素，包括：具体农作物的特性、当地商品链的性质、当地的农耕史（包括农作物特产的由来和对该过程中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识别）、以及政府和企业在农业现代化、扶贫和区域发展等方面的作用。鉴于差异化的地方土地流转态势，本文进一步指出，我们不应假设在中国农村提升规模经营的进程是整齐划一的，也不应假设不断增长的土地流转率必然符合所有农民的利益。相反，在根本上，这些进程是由地方性的政治经济和地理因素所塑造的，反映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不容忽视的多样性与动态性。

第一及通讯作者简介

Sarah Rogers博士是墨尔本大学Asia Institute的高级讲师。作为一名地理学者，她主要从事有关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和环境变化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她是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发现项目“重塑中国乡村” (ARC DP180100519)的首席研究员。

内容：作者团队

编辑：雷雪霞

敬请关注